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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地十年,拍摄藏传佛教——杨延康纪实摄影力作《心象》

藏地十年,拍摄藏传佛教——杨延康纪实摄影力作《心象》

一个人,一台徕卡,2200卷胶卷,75600张底片,拍摄藏地十年。1986年,杨延康第一次进藏。2003年,他开始藏地专题的拍摄。每年有8个月的时间,杨延康与藏民们同吃同住,融入他们的宗教生活。他感恩每个信仰人接纳和包容,让他去体验、感悟,在感动中化着一张张影像传递给人们。在摄影修行中,摄影如同一面镜子,他观看到了自己的灵魂,并将信仰中的爱流传深远。他说:“从这点上来讲可以说摄影就是我的信仰,也是我为之付出一生的修行。”



心象
文 / 杨延康

眼是观看,手去记录,回向心灵,象由心生……


藏地天边,神性自然。有信仰的藏民族在自然恶劣的高原环境下去敬畏神灵,感恩自然,信仰藏传佛教。根植于藏地的藏传佛教,出家僧侣来源于藏族家庭,他们怎样出家修行渡过信仰生活?僧侣之间,寺院之间,家庭之间,乃至自然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在修行中怎样去坚守自已?十年藏地,我用纪实摄影去记录这信仰中的日常生活。


从2003年开始,我独自行走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凡是有藏民族生活的地方我都会去关注。在艰辛不易的生活中,藏民族祈求神灵来赐予幸福,护佑吉祥,克服生命历程中的苦难。生命在海拨高度,灵魂依托信仰。这生存中的依托,让他们懂得去感恩神宠,神给了光和温暖,他们把一切都放在自已的祈求之中,藏传佛教是藏民族的寄托和依靠。


十年藏地的拍摄,我一心去种一棵大树,期待它结出优秀的影像之果,我努力去贴近和感受这个特殊的民族,用经典的影像去诠释和理解信仰之人,用照片的人性和爱去启迪自己和感动他人,用有思想性的影像去延续生命,从而获得对生命的感悟与尊重!


我用磕长头般的信念去忠诚于影像艺术,希望不去表面地解读藏地,在变化发展中的当下,用信仰之绳平静地去系上一个心结,真正领悟摄影的价值和意义。生命的长河里,用信仰去救赎自已的灵魂,在这块温暖的高地上坚定行走。





[ 本帖最后由 snapshot 于 2018-4-8 14: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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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人与信仰的终极关系
(顾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名摄影理论家,批评家、策展人)

包括西藏在内的广意的藏地与藏地生活,尤其是以宗教信仰为内核的藏族民间生活,吸引了包括中国摄影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无数摄影人。这可能既与那个地方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宗教氛围有关,也与西藏因为地理与文化原因而拥有的独特性,也是神秘性有关。当然,西藏在视觉上也符合现代人心目中的一种“原风景”想象。这里的“原风景”,不仅指的是景观意义上的外在“风景”,更指的是拥有着远比外部世界更为丰富复杂的人的心象“风景”。


西藏高原是一个人类生存处于极限状态下的空间,也是一个因此具有了某种在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超越性的磨炼身心的所在。因此,对于摄影家来说,如何将藏地、藏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所具备的精神性加以视觉化,显然非常地富于挑战性。杨延康已经费时十年拍摄,终于进入完成阶段,并且最终被他命名为《心象》的藏地生活系列,我想应该是他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而《心象》则是对于他自己的艰苦卓绝的工作的一个总结性的命名。这也可以说,他认为,包括在这个系列里的所有作品,是在藏地的外部世界种种与他自己的心灵呼声与灵魂颤动相应和、相碰撞后所产生的画面。这些照片,是某种个人心灵感动的外化,也是宗教在个人心中内化的结果。


杨延康的《心象》系列,是当代西藏摄影中无可置疑的优秀作品。《心象》系列作为一部纪实摄影作品,它对于藏民生活的描述,往往坐实了我们的西藏想象的某些部分,真切再现了有关藏地风光与藏民生活。但是,我们也从他的这些照片发现,他的摄影并不只是再现,同时也在超越现实的具体性而达成某种精神性方面作努力。我们可以从他的照片强烈感受到当地的日常生活,虽然这种日常因为宗教与民族的原因而同时具有一种差异性与特殊性。但作为一部以藏传佛教为核心内容的摄影作品,它们也有超越了我们的西藏想象的部分。他的画面中所出现的无所不在的宗教性,表现为一种强烈的神圣性,一种超越了日常的神圣性。


杨延康的藏地摄影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西藏影像中的日常性与神圣性被他呈现为,也是表现为两者之间的水乳交融。而这才是杨延康的西藏摄影有别于绝大多数西藏摄影的地方。在他的照片里,圣性的光芒是透过日常的细节闪现于我们眼前。这也可能是杨延康的藏地摄影的最大魅力所在。


“杨延康始终坚持通过追寻一种往往隐藏于僧侣们的日常生活中的视觉蕴籍来展现某种视觉上的戏剧性以及这背后的日常的诗意。严谨的构图可能是讨论杨延康的藏地摄影所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而严谨的构图当然也是使得他获得承认与成功的重要保证之一。但这种严谨,丝毫没有妨碍他展开有关宗教信仰的视觉抒情。经典肯定与摄影家创造的图式有关,但杨延康追求经典的努力不仅体现在他的画面的整洁与精致,更体现在他始终如一地追求日常的神圣性当中。而且,越到后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图像似乎越来越纯净,宁静,散发一种特殊的精神气息。”(顾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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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象


(李媚,著名摄影理论家、批评家、策展人)




“我认识的杨延康是一个靠天性而不是靠理性拍摄的摄影家,他的摄影努力表达的是生命的状态,作为艺术家的灵动与激情,并不是思想。因此,他的摄影呈现出一种观看与被看相互交融的独特状况。尤其是这部《心象》,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是杨延康本人的经历与生活写照。他炽热的情感,他的孤独,他诗意的情趣,他细腻的心性,他深层的自卑,他的理想愿望,他对于存在的强烈的参与感,都显现在他每一次如信徒一样‘叩长头’似的拍摄中……” (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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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延康:“我很轴!”丨一个完美主义者的九重身份

http://bbs.voc.com.cn/topic-8153453-1-1.html#

第一个身份:照相师傅



这是杨延康最为人所知的身份。



数十年奔走,数万张胶片,用一个35mm和一个50mm镜头。他认为,一个摄影师,有两个镜头就足够了。



“很多摄影爱好者太看重器材,拿个大长焦不停拉远拉近,我觉得这样推拉摇移会让拍摄不稳定,也是对自己的拍摄缺乏信任度。他在不断怀疑自己:是景多的好看?还是特写好看?”他认为,一个有经验的摄影师,看到场景的一刹那,就会决定好是用广角,还是用标准镜头,是要走近一点,还是退后一点。



有预见、有判断,准确抓取瞬间,绝不浪费每一次按快门的机会。拍完回去在暗房里冲洗照片,又有一种期待心,一系列的工序,让人的情绪变得饱满。就像荒木经惟所说:一嗅到银盐的味道,就嗅到了灵魂的味道。



所以,他从不用数码相机,也不用手机拍。“数码相机会减损我们对拍照这件事的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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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身份:照相师父



以前是照相师傅,现在还当起了“照相师父”。



教学中,很多学生会问:“杨老师,我拍什么题目比较好?”杨延康从不教他们该选择什么题材,而是告诉他们如何认识影像,引发他们独立思考。



他拍黑白。他觉得在他的题材里,色彩是一种“伪真实”。黑白能减少色彩的干扰,直接呈现事物的本质,直指内心,更触动人。



但他不会去限定学生拍什么,怎么拍。“我觉得形式不重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拍你的内心就好。最终,我们要拍的,都是自己的‘心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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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身份:机修工



在做摄影师之前,杨延康是一名机修工,在老家贵州安顺一家织袜厂。



“但我是个文艺青年啊,喜欢长跑和阅读。”当时,每个月的工资是17块钱左右,其中的15块交给母亲做生活费,剩下的便通通用来买书了。



他写过一篇名为《五等小站》的小说,写的是铁路信号员的故事,故事是他听来的。他还常常参加文化宫里的兴趣小组活动。喜欢摄影,但买不起相机。第一次使用相机,用的是朋友的海鸥4D相机,拍回来一看,所有照片都发黄,看上去旧旧的。后来才知道,要把镜头上的黄色镜片取下来。



但那第一次接触相机、第一次拍下的泛黄的照片,竟也获得了在文化馆里展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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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身份:杂志发行员



1984年,杨延康来到深圳,到《现代摄影》杂志做发行员。1985年开始接触摄影。决定拍天主教系列时,只能利用杂志社每年20-40天的探亲假,自费去拍摄。



“拍了5年,到2008年,北京798百年印象说要做我的代理,开始销售一些作品。得到的收入,我也几乎全部投入到西藏的拍摄中。因为有了这个机缘,我现在退休了还能拿到退休工资,以前做独立摄影师,连工资都没有。”



从2014年开始,他所拍摄的“心象”系列,开始在全国各地巡展。“庆幸的是,我一开始摄影,就使用胶片机,并且坚持纪实摄影,到现在仍然是,没有走过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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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身份:广告公司老板



“做好一件事,首先要有天赋;但如果有天赋而没有时间、信念和供你发挥的天地,也很难做好。”



1992年,杨延康从《现代摄影》杂志辞职,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时间相对更自由。“但也要挣钱养活自己、员工和家人啊。”所以,出去拍摄一段时间,他又回来接拍商业片,完成任务又出去拍自己的题材,这样不断地回来出去又回来。



“我常说一句话:经济独立了,人格才能独立;人格独立了,你的艺术才能真正独立。”他认为,从杂志社出来,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后来天主教系列拍完,作品被代理后,商业广告渐渐也开始不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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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身份:斯德旺



决定拍摄天主教系列,因为“觉得现在普遍信仰缺失”。1992年到2001年期间,杨延康自掏腰包,开始深入陕西乡村拍摄天主教系列,一拍就是十年。



“拍摄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有信仰的人更懂得感恩和敬畏。意志坚定、心肠柔软的人,更有幸福感。”



开始拍摄天主教,他就成为了天主教徒。那天,代父将他引到神父面前,为他洗礼。“圣水从我头上浇下来,啊呀,沁凉沁凉的!对了,我的圣名叫斯德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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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个身份:加央尼玛



2003年开始拍藏传佛教,杨延康又成为了藏传佛教徒。活佛看他的样子有点像个喇嘛,就给他取个名字叫加央尼玛,是“有智慧的太阳”的意思。“藏地师父给我打电话,一接起来就是:‘加央尼玛,你在哪里?’”



“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对佛教感兴趣。”安顺老家附近有一个寺庙,成为他成长的一个“背景”,“估计我就是一个有佛根的人,所以小时候没出成家,长大了就一直在拍这个。”



那时,他觉得宗教神秘,更多只是敬畏,真正开始深入拍摄这个题材,发现宗教、信仰其实就在他们的生活里,在他们的日常中。



“拍西藏拍了这么多年,我感觉很多人一直在误读西藏,以为西藏就是藏服、骑马、赶节日那些表象的东西。当藏民们脱下服饰,他们的精神在哪里?他们的灵魂是什么?很少有人深入关注。”



所以,一拍又是十年。他真正生活在那里,跟每一个人,每一棵树,每一个动物,成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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